从宜家到Spotify，为什么瑞典成了欧洲的科技创投中心？

瑞典是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高消费的北欧国家，员工享受着丰厚的社会福利和带薪假期，传统经济学思维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环境将抑制创业公司的生长，但是瑞典创业公司表现出的活力，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比以色列更“硅谷”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政府人均社会福利支出越多，人均创业公司数量越少，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率也会抑制创业者的创业欲望。但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创业公司的人均数量仅次于硅谷，甚至超过普遍被看作中东硅谷的以色列。从耳熟能详的Spotify，到在线支付公司Klarna，再到游戏公司King，斯德哥尔摩已经成了科技独角兽的北欧乐园。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瑞典平均每1000个雇员就有20家新成立不超过三年的创业公司，而美国的千人平均创业公司数量只有5个。人均创业公司数量的持续走高，意味着瑞典非常适合创业公司生存，正如OECD经济学家Flavio Calvino所指出的：“这表明瑞典的创业公司生存率非常高，增长速度也相对较快。” 同时，瑞典也是发达国家中创业机会最多的国家，18-64岁年龄段的瑞典人中65%都认为在居住地创办一家公司有很好的商业机会，而美国同年龄段的人群只有47%能看到创业商机。

创业公司能够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效率，创业公司在企业总数中的占比能够反应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例如在经济陷入泥沼的美国，创业公司数量占比已经降至8%。而1978年这个数字是15%。瑞典与美国的趋势恰恰相反，创业公司的占比自1990年以来就在不断加速提升，这也同时反应到GDP上，瑞典近年来的GDP保持在3-4%的高速增长，而美国则停滞不前。事实上，自90年代以来，瑞典的GDP增速超过所有主要欧盟国家。

瑞典是如何做到的？

在经历了90年的经济危机后，瑞典政府面对飙升的失业率、货币贬值以及GDP下滑推出了一系列有利的改革措施，包括为了提振经济活力，瑞典政府打破了出租车、电力、电信、铁路和国内航空业的国家控制和垄断，通过引入竞争来提高效率，降低价格，提高服务质量。例如改革后瑞典的电信业资费大幅降低，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同时也为科技创业公司的孵化打下良好基础。

瑞典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还包括将养老和基础教育外包给私人企业。此外，瑞典政府的“产品市场改革”还包括大幅削减企业所得税（从1991年的52%，到今天的22%）、简化公司注册，以及推出竞争法案来阻止公司间大肆兼并等反竞争行为。

总之从制度法规上最大限度地惩治和防范市场垄断行为，从税收改革上鼓励个人创业、鼓励致富（取消遗产税和富人税），以及“引狼入室”鼓励外资企业进入本土市场，是瑞典政府打造创新生态，孕育大量创业公司并蓬勃发展的关键举措。

如果我们把瑞典看作异军突起的硅谷式创新生态典范，我们必须看到斯德哥尔摩今天的辉煌主要得益于90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瑞典政府持续而坚定的创新改革。无论是税收制度、反垄断与市场化改革、还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如今瑞典拥有全球最快的人均互联网网速（22.5MB/秒，美国只有18.6MB/秒）。

与日渐雍容迟缓的硅谷不同，以色列和瑞典这两个新的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有一个共同特征，后两者自身人口数量和市场规模有限，创业公司一开始就是外向型的，面向全球市场。而硅谷则背靠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本土单体市场，可以不用过多考虑和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对手。但有趣的是，越来越多的瑞典独角兽创业公司都开始将总部向纽约、硅谷迁移，以完成彻底的全球化，例如开发T-pod自动驾驶卡车的明星创业公司Einr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