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文化战争的实质与真相

——从美国“单一文化”的葬礼，到去全球化年代的叙事内战

20 世纪的美国，曾经有一种几乎奢侈的同步感：一个家庭里，父母、孩子、甚至爷爷奶奶，会在同一个晚上守着同一部电视剧；一个办公室里，第二天的闲聊天然围绕着昨晚的那场直播、那部大结局、那首新歌。华尔街日报把它叫做“美国单一文化（monoculture）”——流行文化像胶水一样，把一个由移民、阶层和地域差异拼起来的国家粘住。可今天，这种胶水正在干裂、剥落，甚至连葬礼都没有人能凑齐观众。

这种变化当然可以被解释为“内容更多了”“选择更自由了”，但如果你真的把视线从作品挪到分发系统，会发现这不是一次审美的更迭，而是一场权力的移交：文化的主导权，从好莱坞、电视台、唱片公司，转到了平台、算法与数据面前——一种更像“领主收租”的结构，悄悄替代了旧时代的文化工业。

一场没有主会场的散场：单一文化为什么死得这么快

旧日的单一文化，本质上依赖“稀缺”。稀缺的电视频道、稀缺的院线窗口、稀缺的黄金档，让一部作品天然成为公共事件。今天稀缺消失了，公共事件也跟着消失。

你可以用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去理解这种散场：2025 年 12 月，流媒体已经占到美国电视观看时间的 47.5%，YouTube 单个平台就贡献了 12.7%；甚至在圣诞节当天，流媒体的占比一度达到 54%。
这些数字背后的意味并不是“大家都在看某一部剧”，而是“大家都在各看各的”。当每个人的夜晚被拆解成无数条不同的时间线，国家就失去了那种最廉价、也最有效的凝聚力：共同话题。

于是你会看到一种很现代、也很荒诞的场景：父母聊不懂孩子的梗，孩子也不理解父母的笑点；同一间客厅里，彼此都在看屏幕，但没有人再看向对方。一个国家最轻盈的共同体经验——“一起笑过、一起哭过”——突然变得稀有。

从资本主义到“技术封建主义”：文化权力的新领主是谁

把这一切仅仅归咎为互联网，并不准确。互联网只是打开了门，真正进屋的，是平台化的社会结构。

希腊前财长瓦鲁法基斯提出过一个刺耳的说法：我们正在从资本主义滑向“技术封建主义”。在这种结构里，市场竞争没有消失，但越来越像舞台布景；真正掌握分配权的是平台所拥有的“云资本”——推荐系统、数据、算力与生态接口。它们不靠卖作品获利，更像靠“控制入口”收租。

当文化被平台接管，作品本身就不再是终点，而是“投喂的饲料”。你以为自己在选择，其实是被选择。你以为自己在表达，其实是在被归类。算法的目标并不崇高：它只在乎你停留得够不够久，情绪够不够浓烈，转发够不够冲动。

而最适合提高停留时间的内容，往往不是温和的共识，而是锋利的分裂。于是，“文化”这件原本负责把人连接起来的东西，越来越像一把专门用来切割人群的刀。

新文化战争：不再是价值观吵架，而是“叙事基础设施”的争夺战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战争，更像左右派的道德争执：性别、种族、宗教、校园、电影尺度……它们会吵得很凶，但仍默认一个共同背景——大家至少生活在同一个现实里。

今天的冲突更底层：争的不是观点，而是现实本身由谁来生产。

当平台成了现实的“入口”，文化战争也升级成“叙事基础设施战争”。它的逻辑是：只要你控制了分发，就能控制情绪；只要你控制了情绪，就能控制投票、消费与敌我边界。TikTok 在美国一再被推迟的禁令与延长期，本质上就不是一个 App 的生死，而是关于“谁拥有下一代人的注意力主权”的政治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一瓶啤酒都能被打成“阵营战”。Bud Light 的抵制事件，在研究中被观察到对既有消费者购买量造成显著下滑（量级可达三分之一左右），并外溢到更广泛的消费情绪。
当商业品牌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站队时，说明文化已经不再是“生活的装饰”，而变成了“身份的制服”。

迪士尼与佛州政府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对峙也是类似：从企业治理争端一路滑向价值观对抗，最后连诉讼的暂停和和解都带着政治温度。
娱乐公司不再只是卖梦的，它也被迫成为某种“政治角色”。政治也不再只是监管的，它开始直接参与文化生产与惩罚。

当共同的流行文化退潮，社会不再拥有一种温柔的黏合剂，于是它转向更粗暴的方式：把人群切成部落，然后让部落互相对抗。

从“1644史观”到“西方伪史论”：去全球化时代的记忆政治回潮

把镜头从美国移回中文世界，你会发现一种令人不安的同构正在发生：当外部世界不再提供确定性，人们开始回到历史里寻找确定性。

“1644史观”的流行，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情绪的具象化：它把明清鼎革当作文明断裂，把复杂历史压缩成简单的正邪叙事，再自然不过地导向族群化、身份化的政治想象。观察者网的评论指出，这背后夹杂着“正统之争”“华夷之辩”以及更尖锐的民族主义隐喻。

与此同时，社科院系统的批评文章则把它视为一种脱离史实的网络情绪产物，担忧其对共同体叙事的侵蚀。

而你把“西方伪史论”放在同一张图上，会发现它们共享一套心理机制：当现实焦虑难以被解释，人就倾向于用“宏大阴谋”来解释世界。所谓“西方伪史论”，大体是一种质疑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西方古典历史真实性的边缘学说，在中文互联网逐渐传播开来，学界通常不把它当作严肃史学讨论(虽然有黄河清、“北大宋师傅”之类的“专业学者”也是积极的西方或者中国伪史论者)。
它的危险不在于“真假”或者“虚无”，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极具快感的叙事：我并不需要面对复杂世界，我只需要相信世界被伪造过。

当“历史”变成情绪的容器，记忆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会变成现实政治的替代品。你很难说这是哪个国家独有的病，它更像去全球化时代的普遍症候：旧秩序松动，新秩序未立，社会需要新的解释框架，于是历史被重新征用，成了身份动员（或者所谓“觉醒”）的弹药库。

新文化战争的核武器：文化成为肢解国家、重新划分”真相“的认知战快刀

去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战争，有以下几点不同：

过去的全球化，默认世界可以共享同一套商品、技术与叙事。今天的去全球化，则意味着边界回归：供应链有边界，数据有边界，平台有边界，连“故事”也开始有边界。

而在技术封建主义的结构里，故事的边界不是由诗人、作家、导演决定的，而是由平台的规则与算法决定的。于是文化冲突的热点，会越来越集中在“基础设施层面”——平台治理、内容审核、教育课程、历史叙事、AI 生成内容与数字主权。它们看似琐碎，却决定了一个社会还能不能共享同一套现实。

在单一文化时代，人们至少还能通过同一部电视剧形成“共同记忆”；在碎片化时代，共同记忆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就是无数条互不相交的信息流，和每条信息流里都不断被强化的“我们”与“他们”，产生一个个新的“想象的共同体”。

也许这就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单一文化的死亡，并没有带来一个更成熟的公共社会，反而让我们更接近“新的中世纪”。只不过这一次，领主不是占有土地的人，而是占有入口的人；城墙不再由石头砌成，而是由算法与情绪砌成。

当文化不再是胶水，它就会成为认知战的快刀，甚至核武器。新文化战争，不一定会以枪炮开场，但它会以叙事、记忆与平台规则持续蔓延，直到每个人都习惯于生活在自己的“版本宇宙”里——并把对方的宇宙视为敌国。

这场文化战争的结局是数字威斯特伐利亚。世界重新被划分，只是这次划分的不是领土，而是”真相“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