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的算法：数字牛马时代重读奥威尔

把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仅仅视为一份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快餐简报，是一种常见的误读。我们（尤其是那些在文艺沙龙中逐渐淡忘这本书的中年人）倾向于将其整齐地归档为“已解决的历史”。毕竟，在冷战结束数十年后，这个关于猪、马和风车的淳朴寓言，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然而，悖论在于，当我们离那个“老大哥”式的集权主义越远，奥威尔的洞察反而变得越发令人不安。在2025年的数字迷雾中重读它，你会发现，庄园的栅栏从未倒塌，它只是变得司空见惯了；《动物庄园》，是一本年份虽久远，但更适宜今日开瓶饮用的书。

奥威尔的核心议题是权力的腐败，以及语言如何成为这种腐败的媒介。在庄园里，Squealer（尖嗓）这头猪是宣传的化身。他最艰巨的任务，是爬上梯子，用油漆费力地修改“七诫”。

我们这个时代的Squealer显然更有效率。它不再需要梯子和油漆桶，因为它拥有人工智能、算法推送和海量的数据库。奥威尔笔下的“羊群”只会机械地重复“四条腿好，两条腿坏”；而我们今天的“羊群”则在精心定制的回音室中，激情转发着由AI生成的、完美符合我们偏见的“事实”。

虚假信息的胜利，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灌输，而是自下而上的主动迎合。当Squealer的低语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心声时，真相就彻底失去了意义。无论是“觉醒主义”、ESG、DEI的政治塌房，还是“西方伪史”抑或“元清非中国论”的文化投毒，都是在高度自动化的数字文化冷战中知识“预制菜”与“思想钢印”的市场份额争夺战。

AI时代，历史学不存在了；甚至经济学，也不存在了，因为“理性人”死了。（今年的诺贝尔奖索性授予毫无创意的“创新经济学”，为AI产业的资本狂欢催情助兴）。

如果说Squealer代表了信息控制的“软件”，或者说，政治技术，那么庄园的经济结构——猪对牛奶和苹果的垄断——则是奥威尔对权力“硬件”的隐喻。这在今天演变成了“科技封建主义”。

新的庄园主不再是琼斯先生，他们是硅谷的巨头。他们占有的不再是土地，而是数据。我们就像Boxer（拳击手），那位可敬的马，坚信“我会更努力地工作”，以为自己是在为“所有动物”的福祉（即平台）贡献力量。我们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注意力、偏好和行为数据，以换取便利和连接。但最终，所有的“风车”（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搜索引擎）都在为新的“猪”（算法和股东）发电。我们成了快乐的数字农奴。

奥威尔对庄园外部关系的描绘——拿破仑在弗雷德里克和皮尔金顿之间投机取巧的外交，也惊人地预见了我们这个地缘政治日益紧张的时代。当信任崩塌，最简单的“动物主义”原则也会迅速退化为部落主义。

这正是《动物庄园》在当下的可怕之处。在宗教冲突、新文化战争和身份政治的撕扯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于寻找自己的“Snowball”（雪球）——那个必须被放逐的、承担所有罪责的替罪羊。

奥威尔的悲剧结局是，动物们透过窗户，再也无法区分猪和人。我们今天的困境或许更深一层：我们快要无法区分真实与虚构（AIGC与Grokipedia）、自主意志与算法暗示。当那头名叫“拿破仑”的猪，学会了使用AI来管理它的谷仓时，《动物农庄》这个一百多页的小册子，便不再是寓言，而是一份我们这个时代的纪实文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