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奇日记泄漏:从新冠英雄到大型社死

点评:作为逻辑实证主义信徒的科学官僚,福奇的日记告诉我们“科学”如何以毫无逻辑缺乏实证的方式堕落成政治权力和欲望的掳掠工具,只有认识到科研工作者和官僚人性中的“反科学”基因,我们才能对耿同学曝光的学术造假的社会症结和潜在危害,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死灰复燃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警觉。
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这位85岁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前所长,将他从2019年12月至2022年12月间长达1141页的私人日记,留在了绝无隐私可言的政府服务器上。
2026年7月底,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前夕,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将这本日记公之于众。据现任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透露,他的团队花了8个月时间,才将这些记录从11个不同的政府服务器中挖掘出来。
这些充满错别字、感叹号以及极度自我迷恋的文字,不仅在华盛顿引发了一场新的政治风暴,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跌落神坛的“科学化身”,在那个死亡与恐慌笼罩的特殊时期,展现出的极其真实、甚至令人难堪的凡人底色。
死亡数据旁的名利场
在这本“日记”中,福奇展现出的虚荣心与他对公共形象的痴迷,几乎像是一个初次体会到走红滋味的童星。
“股市崩盘!”他在2020年2月27日写道。但在随后的几篇中,语气却变成了令人咋舌的“惊人的一天!(Amazing day!)”。到了3月28日,更是变成了大写的“多棒的夜晚!!!(WHAT A NIGHT!!!)”。
随着美国的停摆与恐慌的蔓延,福奇开始以一种奇异的热情记录着自己日益增长的声望:“佐治亚州的一家酿酒厂用我的名字命名了一款啤酒”,“中国正在大量制造我的摇头娃娃”。他甚至津津乐道于那些“对老男人犯花痴的祖母们”的媒体报道,以及将他评为“在世最性感男人”的民间请愿。他不知疲倦地列出那些致电祝贺他的名人名单,甚至连著名歌手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和老牌天后狄翁·华薇克(Dionne Warwick)的来电细节也不放过。在日记中,他惊叹于自己的影响力,直言不讳地写道:“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我是这个国家最出名、被谈论最多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具辨识度的人之一。”
最令人感到错位与不适的,是这些个人狂欢往往紧挨着冷冰冰的感染与死亡数据。在2020年5月3日的日记中,他首先记录了残酷的现实:“全球(死亡人数)—3,300,000/230,000;美国—1,130,000/66,000”,紧接着话锋一转,却开始写道:“福奇狂热(Fauci-maddness)还在继续,大量文章、各种周边产品、餐厅甚至食物都以我的名字命名。”
在那个国家最需要他保持专注的时刻,这位首席传染病专家似乎不可避免地迷失在了自己的名人光环里。
白宫的混乱与“两幅面孔”
如果说对名利的沉醉只是令人感到尴尬(Cringe),那么日记中暴露出的关于疫情溯源的纠结与政策制定的混乱,则成为了政客们攻击他的致命武器。
日记展现了疫情初期美国高层的极度无序。对于时任总统特朗普,福奇在日记中至少15次抱怨其“喋喋不休(rambling)”。他在2020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白宫的简报会简直是“一场彻底的狗屎秀(a total Shit Show)”,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和疾控中心(CDC)“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整个国家“没有计划,也没有人真正负责”。他曾与妻子讨论过辞职,但最终因为担心这会让他的“众多崇拜者”认为他在“开小差”而作罢。
而更具争议的,是他对“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态度。参议员兰德·保罗指责福奇在公众面前坚称病毒极有可能来自自然界,但在私下的日记中,他却在2020年初的会议记录里表达了对病毒突变可能并非自然发生的担忧,甚至记录下了科学家们认为“意外释放的可能性更大”的讨论。保罗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种“对日记本说一套,对公众说另一套”的割裂,称其“虚伪程度令人震惊”。这也成为了反对者指控他欺瞒公众的核心论据。
历史长河中的凡人日记
然而,脱离政治清算的语境,这本日记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政客们似乎忘记了,日记本的初衷正是用来容纳那些不加掩饰的私人思想。我们在阅读福奇的日记时,或许应该跳出非黑即白的审判,回到人性的幽暗与复杂之中。
在2020年那个动荡的时刻,福奇被推上了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当全美国人都在绝望地寻求某种确定性时,他被要求扮演“科学与权威的化身”。他每天参加白宫的高层会议,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甚至在《周六夜现场》被好莱坞巨星布拉德·皮特扮演。在巨大的压力与新刺激的冲击下,像所有在战争或危机中感到无所适从的人一样,他迫切需要一个私人的出口来处理这些庞杂的经历。
一些伟大的私人日记往往能在逝者身后成为时代的注脚。当我们阅读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详细记录自己诸多不忠行为的日记时,我们看到了17世纪中叶伦敦大瘟疫的真实面貌;当我们翻开维克多·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的日记,他在展现对其他犹太人的计较与偏见的同时,也揭示了纳粹德国时期蔓延的恐吓与压迫。这些日记之所以深刻,正是因为它们出自会犯错的凡人之手。它们在历史尚未固化为“历史”之前,保留了意识的流动,展现了人类在不确定性中的真实生存状态。
神话的终结
福奇的日记或许没有隽永的文学价值,但它提供了一份关于大流行时期社会现实的珍贵档案。我们在其中看到了狂热、恐慌,甚至看到了在经历时代撕裂时,一个个体那种令人不安的兴奋感。
回过头看,真正不公平的,或许是我们曾奢望由一个人来让整个国家感到安全,然后在发现他只是一个拥有虚荣心、会软弱、充满矛盾的普通人时,感到出离的愤怒。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通过这本日记,看清一个处于高压下的社会是如何绝望地呼唤救世主的,并最终意识到——期待这样完美无缺的救世主存在,本身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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